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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周总理当时深入农村和工厂进行调查，尽力减少“”造成的损失。农业方面，在亲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他列举实例，向毛主席、党中央反映：社会普遍不赞成大办公共食堂。1961年夏收后，中央解散了公共食堂，口粮分配到户。工业方面，当时四川有几百万农民上山搞土高炉，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割。他调查了解情况后下令让所有搞土高炉的农民“马上下山”，恢复生产。再回想，这个逆潮流而动的重大举措，对于当时的七伯而言，需要多大的勇气。

　　更早之前，我在1995年离休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的老伴以及孩子们一起，历时三年，制作了电视纪录片《百年恩来》，纪念周总理诞辰100周年。拍摄中，我们采访了近四百位各界人士，其中既有外国元首、外交家等，也有工人、农民等，他们都由衷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思念之情。这让我意识到，作为亲属，我们对周总理的认识还远远不够。同时，我也悟到一个道理：周总理不仅有丰功伟绩——这些已经载入史册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崇高的思想品德、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，永远存在于人们心中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但一部《百年恩来》的纪录片无法将所有内容都呈现出来，所以我就有了要再专门写一本书的念头。

　　关于“细”“定”“变”，我举一个与田中角荣有关的例子。1972年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访华，周总理与他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了会谈。会谈整体比较好，田中角荣还道歉说，当初日本侵略中国，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。但他其中有一句说的是“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”。第二天，在同田中会谈时，周总理直言不讳指出，普通的事可以说“添麻烦”，而日本侵略中国，仅南京大屠杀就杀了三十多万人，这还能说只是“麻烦”吗？可见，周总理在外交上是有定力、守原则，敢于斗争的。